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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先生笔头很勤，平日坚持写日记，攒下了大量细节丰富的材料。他退休以后，将积累的素材连缀成文，在杂志上登载，很受读者的欢迎。他为人比较宽厚，善于交朋友，做事有激情，因为职业的缘故，与很多出版人、作家、学者有持久的往还，围绕出书一事，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拨乱反正以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他们这一代出版人，开风气之先，有机会经手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今看来，已成历史。这本书就写了他和杨绛、马识途、杨振宁、吴敬琏、李敖、刘振强、屠岸、王鼎钧、樊建川等人的交往，从中可以看出，出版人是怎样和作者打交道，当作者的知音，共同催生精神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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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李昕，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园。初中毕业后作为知青在吉林省洮安县下乡。恢复高考后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社长助理。1996年被派赴香港，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2005年奉调回北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2010年任总编辑。2014年退休。

从事编辑工作36年，是国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著有编辑学演讲录《做书：感悟与理念》（商务印书馆2015年），回忆录《做书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随笔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李敖登陆记》（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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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中我们发现，胡风的著作都写于几十年前，针对的是当时的文艺问题，有些还是和当时的一些文艺家展开争论，如果不做些解释，今天的读者未必能读得懂。而且，原模原样地出版几十年前的旧作，从出版创新的角度，也乏善可陈。我和毛承志商谈这个问题，曾经考虑是否用加注释的方法，为读者解疑，就像《鲁迅全集》加人了大量注释一样。当然这注释只有胡风本人能做，而且需要从上册就开始做，但此时，《胡风评论集》的上册已经在工厂等待开印了。于是我们想，应该邀请胡风先生写一个《后记》，附在下册的末尾．对全书的背景做一个交代，对一些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做出说明。这样做不仅可以起到释疑的作用，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帮助胡风以全新的姿态亮相。胡风在冤案平反之后，还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呢。

这个想法使我们几乎有些激动百和牛汉谈起此事，一他说，没问题，我和胡风说。他和胡风是老朋友，胡风很尊重他的想法。果然牛汉一说，胡风马上表示愿意写一个《后记》，而且说他会认真写，可能写得很长。我们都很兴奋，对此抱以期待。

根据后来晓风的回忆，胡风这一次动真格了。他不顾年老体衰，废寝忘食地写了20多天，以差不多每天2000字的速度，完成了这篇长达47000字的《后记》。这里有胡风对自己文艺生涯的回顾，对自己坚持的文艺观点的阐发，对当年文艺论争的说明和反思，当然也有对当年的主流派压制不同意见的抨击。同时，胡风依据自己的文学理念，还评介了一些作家和作品，中间不乏尖锐的批评。可以说，这篇《后记》，是胡风复出以后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的一次梳理和总结，理论价值极高。

但是《后记》交稿以后，在编发过程中，我们有些踌躇。作为编辑，自然要负责对书稿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把关，而《后记》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在当时似乎有些敏感。分寸如何掌握？我拿不稳。请毛承志看过以后，他也觉得情况复杂，于是送给主管副总编，那副总编觉得问题严重，便将稿子交给了社长韦君宜。...

我在文章开头说，晓风提供的胡风研究新资料，引起了我的追思，因为我对它们并不陌生。

这些“新资料”,其实就是《胡风评论集·后记》的全文。

在新出版的《史料与阐释》中，晓风把《胡风评论集·后记》初稿和印在书上的出版稿（也就是删节稿）做了对照刊登。

书籍介绍

李昕先生笔头很勤，平日坚持写日记，攒下了大量细节丰富的材料。他退休以后，将积累的素材连缀成文，在杂志上登载，很受读者的欢迎。他为人比较宽厚，善于交朋友，做事有激情，因为职业的缘故，与很多出版人、作家、学者有持久的往还，围绕出书一事，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拨乱反正以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他们这一代出版人，开风气之先，有机会经手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今看来，已成历史。这本书就写了他和杨绛、马识途、杨振宁、吴敬琏、李敖、刘振强、屠岸、王鼎钧、樊建川等人的交往，从中可以看出，出版人是怎样和作者打交道，当作者的知音，共同催生精神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