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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死了。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面对上帝之死引发的危机，为他寻找了各种替代者。从启蒙运动的“理性”到唯心主义的“精神”，从浪漫主义的“艺术”到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它们不仅是思想领域的演进，也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对策。

然而知识分子提出的种种主张总是难逃“双重真理”困境，颠倒了理论与生活的关系。因此宗教信仰依然难以被真正替代。“9·11事件”后，这一问题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在资本主义所谓的无神论时代，上帝似乎突然起死回生。

本书中，伊格尔顿提纲挈领，清晰深入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下精神生活源流的重要参考和风趣解说。思想不仅求真，也要有用。伊格尔顿生动还原了思想的内外语境，揭示时代具体的意识形态任务，辨析思想史发展的综合动力。知往鉴今，面对我们当下的精神危机，“文化”似乎依然最堪重用，也最值得期待。

尽管危机重重，但“一种新的信仰、文化和政治结构或许就诞生在此处”。

前 言

第一章　启蒙运动的局限

第二章　唯心主义者

第三章　浪漫主义者

第四章　文化的危机

第五章　上帝之死

第六章　现代主义及其后

索　引

作者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曾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现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杰出教授。自1960年代至今，已出版著作数十种，涉及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领域。代表作有《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事件》《英国现代长篇小说导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

译者

宋政超，哲学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法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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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理念充当了现代性的间接批判。它表现出了在单调的资本主义时代对贵族精神的追思，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残存的超验。悲剧艺术关心的是上帝、英雄、战士、殉道者和贵族，而不是平庸的中产阶级市民。它所记载的体验绝大部分都被限定为精神上的精英所有。它处理的是神话、仪式、命运、愧疚、重罪、赎罪以及血祭而不是纺织厂和普选权。它所唤起的情感是恐惧、尊崇、敬畏和顺从这些类宗教的情绪。

悲剧是现代性所不能为的一切：贵族化的而非平等主义的，精神上的而非科学上的，绝对的而非偶然的，关乎命运而非自我决定的。完全不是以中产阶级进步主义者那样彰显人的价值，悲剧艺术抑制人，通过强迫其穿过火焰来不断提醒其满身罪孽和必死的命运。然而如此一来也显露出其英雄人物超越芸芸众生的坚定不移和胆识谋略。没有什么通俗的社会理想能够在这个艺术所释放的破坏性力量下生存。然而那些力量比任何政治乌托邦方案都得到了更为珍贵的精神上的恢复力（ resilience）。

希腊精神这种政治上的模棱两可正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浪漫主义那些非凡的矛盾。在一部文学杰作中，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用了两至三页的篇幅概括了它们。浪漫主义既是年轻的又是衰颓的，既是异国的又是日常的，活泼的又是宁静的，肯定生命热爱死亡，个人主义的又是集体主义的，恋慕具体却覆盖着精神性的模糊，粗糙的又是时髦的，简单却又复杂，为过去所鼓舞又为新奇所驱策，献身于一致性却也为多样性欢欣，从事作为自身终结同时又是社会再造工具的艺术。

书籍介绍

上帝死了。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面对上帝之死引发的危机，为他寻找了各种替代者。从启蒙运动的“理性”到唯心主义的“精神”，从浪漫主义的“艺术”到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它们不仅是思想领域的演进，也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对策。

然而知识分子提出的种种主张总是难逃“双重真理”困境，颠倒了理论与生活的关系。因此宗教信仰依然难以被真正替代。“9·11事件”后，这一问题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在资本主义所谓的无神论时代，上帝似乎突然起死回生。

本书中，伊格尔顿提纲挈领，清晰深入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下精神生活源流的重要参考和风趣解说。思想不仅求真，也要有用。伊格尔顿生动还原了思想的内外语境，揭示时代具体的意识形态任务，辨析思想史发展的综合动力。知往鉴今，面对我们当下的精神危机，“文化”似乎依然最堪重用，也最值得期待。

尽管危机重重，但“一种新的信仰、文化和政治结构或许就诞生在此处”。